欧洲豪门球队访华盛极而衰 曾一场球赛卖票近8000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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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生感慨的人中,有刚刚运作完法国超级杯的合力万盛董事长王辉,“皇马对曼联这场比赛,10万张门票到6月便销售一空。”眼见曾经的“足球荒漠”美国凭借成熟的职业体育操作模式,将国际冠军杯打造成足球豪门眼中的“香饽饽”,王辉表示,现在的中国运营方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。

一共能容纳109901名观众的美国密歇根体育场,在北京时间8月3日涌入109318名观众,而球场上却只是一场国际冠军杯曼联对皇马的热身赛。这创造了美国足球史上单场足球赛的最高上座率,甚至超过了美国“春晚”超级碗的观赛人数,10万人齐喊“C罗”的场面,让人感慨“曾经的足球荒漠如今热情似火”。

心生感慨的人中,有刚刚运作完法国超级杯的合力万盛董事长王辉,“皇马对曼联这场比赛,10万张门票到6月便销售一空。” 但当美国球迷还在为C罗呐喊时,大洋彼岸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外,还有散落在地上的法国超级杯球票。这场由巴黎圣日耳曼队出战甘冈队的职业赛事,在开赛前,580元的球票被以20元廉价销售,这让赛事运作方有种说不出的无奈。

可对于经历过2011年、2012年豪门中国行高峰的球迷来说,让他们失落的是,这等级别的赛事无声无息间“消失”了不少。1994年,意甲桑普多利亚拉开豪门来华的序幕,但欧洲豪门与中国的缘分却一直没能再续,直到2003年皇马中国行凭借豪华阵容及中国队征战世界杯余温未散,大获成功的案例让不少豪门纷纷效仿。2011年开始,不少豪门趋之若鹜,2012年更有阿森纳、拜仁、曼城、那不勒斯、国际米兰和尤文图斯等多支豪门纷纷来访。但好景不长,去年夏天,仅剩下中国和巴西两国的“元老赛”上演,今年的法国超级杯或许也成了唯一拿得出手的大赛。

“2003年,皇马中国行之后,很多来国内举办的都是商业色彩浓重,趁球队比赛间歇期来海外圈钱的比赛,和真正的足球赛事不太一样。”在王辉看来,当球星效应爆发过后,习惯了明星与豪门的球迷就需要新的刺激了。2009年,王辉将意大利超级杯引入中国,“对纯商业赛,观众已经不感兴趣,职业赛事落地中国市场,将豪门来华推向新的历史高度。”明星真刀真枪的对决引来火爆的社会反响,2011年意大利超级杯,米兰德比在鸟巢上演,“场馆周围及地铁站到处都是球迷,很多球迷都是从外地赶来。”王辉记忆里的那个好时候“像过节一样”,那场比赛创造了近8000万元的票房,“很难再有比赛超过这个了”,即便是豪门云集的2012年“热度都比不上”。

盛极而衰的案例紧接着上演。去年,巴萨、阿森纳和AC米兰都曾有访华的打算,但在与中方组织者的操作过程中,都出现了因出场费未能及时到账,或未能全额支付导致赛事取消的尴尬情况。这徒然的萧条在王辉看来,并不是欧洲豪门放弃中国市场的表现,“影响豪门前来的真正原因,不是他们放弃,而是中国的办赛公司不去争取了。”

在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体育经济与产业教研室教授、博士生导师肖淑红看来,这样的比赛充斥市场不一定是好事,此前很多赛事,受奥运效应影响,运营方没搞清商业比赛的运作方式便盲目引入,反而亏损不小,“并非举办体育赛事就对城市发展有益,这样的赛事少了,也许表明运营商和赞助商考虑问题更理性了。”

王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,公司支付国际差旅费、场馆、安保等各种费用需要几百万元,赛事级别高一些的落地费就要上千万元,目前,如皇马这样的俱乐部,其出场费大约在税后250万~300万欧元,“除了这笔出场费,我们还要额外承担400万元的税费,可这是成本而非利润,为何要征税呢?”同时,尝到甜头的豪门,出场费纷纷上涨,这使得“很多公司的积极性开始下降”。

这种积极性在寡淡的收益面前降至零点。通常情况下,赞助商、门票和电视转播权是商业赛事的主要收益来源,在电视转播收益难以实现的情况下,国内此类赛事则主要依靠赞助商和门票。可“中国足球市场的赞助体系太幼稚,很多公司没有培养品牌的意识,企业很少有长期打算,大多数是临时赞助商。”王辉坦言,要没有找到大额赞助商,“肯定会赔”。至于门票,王辉无奈地表示“很多比赛,我们还没正式对外售票,淘宝上已经挂出打折票了。”而这一切,仍在无人监管的处境下成为常态,“很多公司不愿再承受风险,风险意识倒是提高了。”

眼见曾经的“足球荒漠”美国凭借成熟的职业体育操作模式,将国际冠军杯打造成足球豪门眼中的“香饽饽”,王辉表示,现在的中国运营方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。“美国运作体系非常成熟,他们有完善的电视转播体系、赞助体系和观众市场,想做一个商业赛事并不难,做好电视版权,钱就能回来大部分。”此外,在合同和操作上,“通常签在三年以上”,国际冠军杯和俱乐部履行的是长期合同,一支球队赴美一次至少打三四场比赛,“如果按200万欧元一场算,一次打3场,通常450万欧元也会答应,而且路费上也能节省不少。”

这样的“国际冠军杯模式”只能成为参照的样本,在没有赞助商、转播体系保障的情况下,王辉不敢承担长期合同的风险,即便“现在签下来以后三五年都受益”,仍只能“签一场、找赞助、找门票”。当电视转播在国外能占到收益的一半以上,在国内却成为公司推广赛事的成本时,王辉坦言,“我原来想成为最早引进职业赛事的人,赔本赚吆喝也算了,但后来投身进去,才发现我要算的帐太多了,怎么算都不合适。”

但王辉也清楚,中国的商业赛事市场“不是临时抱佛脚就能解决的。” 当成本无法改变时,肖淑红建议从实现功能的维度上进行考虑,“加工的东西不能太简单,需要从赛事如何满足更多群体的需求去考虑。”跌入谷底并非没有反弹的可能,“就像要把一棵白菜做出12种口味一样,现在更是考验运营方创新商业模式的时机,通过一系列产品设计,把功能提起来,相信更多的赛事还会回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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